重庆瞭望｜读史要跳出几个“圈”
历史是一面镜子，也是一本深刻的教科书。
如何读历史，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偏好：有人喜欢从故事性的叙事中感受历史的温度，有人偏爱以人物脉络梳理关键事件。当然，也有人借着历史问题恶意调侃歪曲——或断章取义炒作，或以“重新评价”为名行颠覆之实，更有人凭空捏造细节，用似是而非的“秘史”“真相”误导公众。
近段时间，“洪康熙”假说、“悼明”风潮、“1644史观”等在社交媒体引发广泛讨论。有人将1644年明朝灭亡、清军入关歪曲为“华夏文明的中断”；有人鼓吹“崖山之后无中国，明亡之后无华夏”，割裂中国历史的连续性；还有人说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没资格讨论台湾问题”的荒谬言论。这些错误史观如同一个个“圈”，将历史真相包裹在片面逻辑与政治功利之中。
读史还需明辨，唯有跳出这些“怪圈”，才能还原历史本真，捍卫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认知基础。
▲晨光中的人民大会堂和人民英雄纪念碑。记者 鞠焕宗 摄/新华社
跳出“王朝更迭等于文明中断”的认知误区
“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小说《三国演义》的这句开场白，可谓家喻户晓，也成为不少人对历史发展规律的基本认知。
基于此，部分人读史，喜欢用简单的“分”“合”来划分，往往容易陷入“王朝更迭等于文明中断”的认知误区，认为前一个朝代的覆灭必然带来文化、制度与生活方式的断裂，后一朝代的建立则是从零开始的“重建”。
王朝可以更迭，政权可以易手，但中华文明的火种一直未熄灭，其根脉反而在历史的演进中愈发深厚与强大。比如，秦朝废分封立郡县，两种制度虽有不同，但均在不同历史阶段促进了国家的统一。汉承秦制后，又通过“推恩令”“察举制”等进一步调和了中央与地方、选拔与治理的关系，不断让“大一统”从制度设计升华为文化认同。
再比如，儒家思想从先秦的仁礼学说，到汉代经学的“天人感应”，再到宋明理学，形式虽变，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核心从未改变。
事实上，“王朝更迭等于文明中断”的观念，容易导致对历史的片面解读：或夸大分裂的破坏性，或低估文化延续的生命力。“崖山之后无中国，明亡之后无华夏”“1644史观”等错误言论，很大程度上就是忽略了中华文明和生产生活方式在历史发展脉络中的正常延续。
中华文明之所以能成为世界上唯一未中断的古文明，正是因为其在政权更迭中始终保持着文化的韧性。它既能吸收外来文化，也能在危机中自我调整；它既有“天下大同”的理想，也有“和而不同”的智慧。正是这种守正与创新的辩证统一，让中华文明的根脉得以在历史长河中绵延不绝，并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
▲2024年8月8日，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德令哈市，演员在文艺展演活动上表演。记者 潘彬彬 摄/新华社
跳出“少数民族政权等于外来入侵”的标签陷阱
受“中原正统”“华夷之辨”等观念的影响，部分人将历史上边地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看作“夷狄”对华夏政权的侵略和篡夺。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在《原道》中提出“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的观点，意思是只要接受中华礼仪文明，无论血缘如何，都可成为华夏的一部分。
古代的“国家”概念与现代主权国家有着本质差异。历史中的“中国”，并不是由单一民族建立的固定疆域政权，而是以中原文明为核心、动态演进的文明共同体。辽道宗耶律洪基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于中华”，某种程度上就是历史发展进程中各少数民族对中华文化认同的缩影。这种文明型国家的特质，使得中国既保持核心文化认同，又具有强大的包容性与动态发展性。
历史上，北魏孝文帝改革，禁胡服、通婚姻、改汉姓，将鲜卑贵族纳入士族体系；辽朝实行“南北面官”，既保留契丹传统，又吸收汉法；金朝以汉制取代女真旧俗，大力提倡儒学；清朝入关后，继承了汉字、科举制度、儒家思想等中华文明的核心元素，并奠定了现代中国的疆域基础。胡汉交融的音乐、服饰、饮食、边疆治理等，更是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延续五千年，正是因为它不是“单纯的汉族文明”，而是“开放的多元文化”。将少数民族政权等同于“外来入侵”，其实是用近代民族国家的逻辑套用古代历史。这不仅会遮蔽少数民族政权对中华文明的贡献，割裂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脉络，还会陷入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的窠臼。
▲警惕历史虚无主义。程硕 作/新华社 发
跳出“历史问题等于政治工具”的功利心态
现实中，总有人喜欢将历史问题异化为政治工具，常以“学术创新”“民族大义”等标榜自身正当性，其实是将历史研究降格为意识形态博弈的筹码。
将历史问题当作政治工具，往往表现为两种极端：一种是“影射史学”，它为了当前政治需要，将历史人物或事件剪裁、歪曲，变成论证政策正确性的“证据”；另一种则是“虚无主义”，它刻意抹黑历史，无中生有、颠倒黑白，比如日本教科书中将“南京大屠杀”描述为“南京事件”，将侵略战争包装成“解放亚洲”，等等。
前不久，日本国内有人声称，接受日本投降的是中华民国而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没资格讨论台湾问题。很显然，这就是典型地把“历史牌”当“政治牌”去打。日本某些人炒作这一议题，实质是试图模糊“台湾是中国领土”的法理事实，进而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为其自身的历史翻案和军事扩张寻找借口。
当历史被贴上政治标签，不仅会扭曲集体记忆，更会撕裂社会共识。摆脱读史的功利心态，需要推动历史教育回归育人本质，不再将历史异化为现代政治的附庸；同时鼓励多元学术视角的研究，避免单一政治化解读垄断历史话语权；更要提升公众历史素养，让人们学会辨别历史叙事中的工具化倾向，以独立思维理解历史的真正价值。
跳出读史的几个怪“圈”，本质上是跳出“自我”的局限：不以今人的标准苛求古人，不以片面的标签定义整体，不以一时的情绪歪曲事实，更不以静止的视角看待变化。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史学家司马迁的名言，对我们今天读史有着极大的借鉴意义。我们应当在“通古今之变”中看见规律，在“究天人之际”中看见人性，从“一家之言”中历练独立思考的能力。这不仅是读历史的智慧，更是面对当下与未来的清醒。